一封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普通公民挂号信，最终促成了一项争议制度——“附条件逮捕”的废止。中国的立法审查制度在扎实推进。

　　去年，内蒙古律师苗永军“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议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违宪违法审查。日前，最高检发布通知，今后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

　　所谓“附条件逮捕”，源于2006年最高检制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对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批准逮捕。

　　从这项制度出台的背景看，主要是为了“打击犯罪”。对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如果因为证据尚有欠缺就作出不捕决定，就可能放纵重大犯罪。通过“附条件逮捕”，“先捕后侦”，便可“法网恢恢”。

　　然而，“附条件逮捕”违背了“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作为一种“高烈度”强制措施，逮捕限制应有极为严格的法定条件。一旦“放宽”标准，容易带来“滥用”风险。现实中，一些地方“以捕代侦”，对轻罪案件一概适用逮捕，不无“扩大化”倾向，与“少捕慎捕”、“疑罪从无”原则背道而驰。

　　公民苗永军“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现行司法政策进行立法审查，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根据《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公民认为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建议。对于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撤销权。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法规、司法解释等行使立法审查，有着不少突破。比如，前不久，备受建筑行业诟病的、“以审计结果作为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依据”的地方性法规，正在全国范围内被清理。

　　有理由相信，更多类似的立法审查案例还会出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实质审查，就是要确保法律是“良法”，防止“劣法出笼”。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立法审查机制不断诉诸实践，清理“劣法”，就能让公民感受到宪法的魅力和生命力。

　　从“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地方性法规被清理，到施行11年的“附条件逮捕”退出历史，这既是公民监督权的落实，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审查”的充分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