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再把“现代主义”这个故事讲一遍吗？将近十年前，当我在美国市面上看到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新作Modernism：TheLureofHeresy,fromBaudelairetoBeckettandBeyond（2007年版）时，这一疑问闪过脑海。正如该书的英文副标题所提示的，现代主义的原动力（抑或“原罪”？）在于标新立异，但它的“新”“异”似乎已经被叙述、书写、研究了太多次，成了尽人皆知的“旧闻”和“老套”。现在，读者们有了机会在中文语境中掂量这部综论巨作的厚重：有赖于骆守怡、杜冬两位译者的辛勤奉献，中译本已于年初面世，超过四百五十页，涵盖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艺的光怪陆离。掂量之余，我们更需要思量：今天，如何重新讲述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英文版

　　让我们先一起对表：这个“新世纪”也不算新了，现代主义更早没有了“运动”的进行时，它的“现代”化身为历史，化身为后现代的久久回眸，革命性的景深在其中一点点消逝。不知这是胜利还是失败：它不再意味着“异端”，而成为了“正典”。当然，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教科书化”“博物馆化”过程有一个时间差。在它的第一故乡，“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现代主义的经典化早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悄然开始。在我国大陆，这个过程当然来得晚些，但自“告别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也时而系统、时而慌乱地补上了这一课。若从我有限的个人体验和观察来说，那么，对于我的师长一辈，研习现代主义的“天书”“秘笈”首先意味着对经验的新边疆的大胆探索、对自我复杂性的发现以及内心生活的高强度仪式。文学研究者吴晓东就曾提到，阅读现代主义小说，成为了“严肃而痛苦的仪式”。而对我这样在世纪之交进入大学、步入人文学科的一代而言，浸染于同样的作品，“严肃感”“痛苦感”“仪式感”（当然还有困惑感和挫折感）尚在，但它们首先是“名作”“名篇”“名画”“名曲”，是个人主体性和文化修养的必修课上需要赶紧“搞定”的知识清单。又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不论是野兽派绘画、荒诞派戏剧、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修辞、先锋派理论宣言，在今天的中国都已很难再当作打破陈规的炸药包或震惊灵肉的照明弹，而只能充当自我“教养”和文化趣味的柱石砖瓦。上个世纪初，艾略特在开始他的诗歌旅程时（毫无悬念地，他的作品在盖伊的《现代主义》中作为“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典型而出场，见第八章）曾不无讥诮地写道，在当年资产者的客厅中，“女人们谈着画家米开朗基罗”。那么，在美国、日本和今日中国的高雅“中产阶级”客厅中，人们则翻阅着毕加索的画册、讨